杜雷耳 (Durer) 和京斯坦 (Kingstein) 是兩個新進的藝術家，同時也是一對好朋友。他倆都天才橫溢，只需再雕琢便可成器。但他們家窮，沒有能力入藝術學院進修。他們只好日間工作晚間練畫。但這樣做，大大影響他們的進步。 最後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蚰其中一人工作去支持另一個專心習畫。經過抽籤後，京斯坦被選上全時間工作，而杜雷耳就進藝術學院。過了一段時間，杜雷耳學有所成，逐闖出名堂，便打算叫京斯坦停止工作，專心學畫。 但京斯坦對杜雷耳說，他已不能再畫畫了，他的雙手因工作過勞已經十分粗糙扭曲了。為了他的朋友，京斯坦犧牲了他的藝術前程，努力工作賺錢，沒有半點怒忿和不憤的心。 有一天，杜雷耳回家看見京斯坦的房門虛掩，京斯坦正跪在床前雙手合十祈禱。杜雷耳就把他的好友那雙祈禱的手畫出來。京斯坦的手並不美麗，但充分表達了一份愛的友誼。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 4:20)
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男孩，說了這個從前他親自經歷的故事：「我小時候雙親便都去世了。九歲時我進了一在倫敦附近的孤兒院，這兒與其說是孤兒院，不如說是監獄。 白天我們必須工作十四小時，有時在花園 、有時在廚房、有時在田裡。日復一日，生活上並沒有任何調劑，一年中僅有一個休息日，那便是聖誕節。在這一天，每個人還可分到一個甜橘，表示歡慶基督的降世。這就是所有的了，沒有香甜的食物也沒有玩具。然而連這僅有的甜橘，也是要在這一 整年終都沒有犯錯、都聽話、乖順的孩子才能得到。 這聖誕節的甜橘就是我們整年的盼望。又是一個聖誕節來臨了，但這個聖誕節對我來說簡直是個世界末日。當其他的孩子列隊從院長面前走過，並從手中接到一個甜橘時，我必須站在房間的一角看著。這就是我在那年夏天，有一次要從孤兒院逃走的處罰。 禮物分送完後之後，孩子們可以到院裡玩，但是我必須回我睡覺的房間，並且整天都得躺在床上。我心裡那麼悲哀並感到無比羞愧，我吞聲隱泣，覺得活著毫無意義！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房子裡有腳步聲。一隻手拉開了我捲縮其下的蓋被， 我抬頭一看，一個名叫維立的小男孩站在我床前，右手拿著一個甜橘，向我遞過來。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會是從那兒多出一個甜橘？看看維立，再看看甜橘，我真是被搞糊塗。這其中必定是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突然我瞭解了，這甜橘是已經去了皮，並且當我在就近些看時，便一切都明白了，我的眼睛盈滿了淚水。又當我身出手去接這水果時，發現我必須好好的捏緊，否則這甜橘就會一瓣瓣散落。這是怎麼一回時？原來是有十個孩子集在院子裡商量並決定，要讓我也能有一個甜橘過聖誕節。 就這樣，每個人剝下他們的橘子，分出其中的一瓣，再小心的組合成一個新的、好看的、圓的甜橘。這個甜橘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聖誕禮物，他讓我領會到了真誠、可感的友情。」 真友情是非常的可貴，要把握住！不要與好友一言不合而傷感情。只要佈施你手中的一小片橘子。
好幾年前，哈佛的校長對人的錯誤判斷，付了很大的代價。 一對老夫婦，女的穿著一套褪色的條紋棉布衣服，而她的丈夫則是穿著布製的便宜西裝，也沒有事先約好，就直接去拜訪哈佛的校長。校長的祕書在片刻間就斷定這兩個鄉下老土根本不可能與哈佛有業務來往。 先生輕聲的說：“我們要見校長。” 祕書很不禮貌的說：“他整天都很忙。” 女士回答說：“沒關係，我們可以等。” 過了幾個鐘頭，祕書一直不理他們，希望他們知難而退，自己走開。他們一直等在那裡。祕書終於決定通知校長“也許他們跟您講幾句話就會走開。” 校長不耐煩的同意了。校長很有尊嚴而且心不甘情不願的面對這對夫婦。 女士告訴他：“我們有一個兒子曾經在哈佛讀過一年，他很喜歡哈佛、他在哈佛的生活很快樂。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而死亡。我丈夫和我想要在校園裡為他立一紀念物。 校長並沒有被感動，反而覺得很可笑，粗聲地說：“夫人我們不能為每一位曾讀過哈佛而死亡的人建立雕像的。如果我們這樣，我們的校園看起來會像墓園一樣。” 女士很快的說：“不是，我們不是要豎立一座雕像，我們想要捐一棟大樓給哈佛 。” 校長仔細的看了一下條紋的棉布衣服及粗布的便宜西裝，然後吐一口氣說：“你們知不知道建一棟大樓要花多少錢嗎？我們學校的建築物超過七百五十萬元。” 這時，這位女士沈默不講話了。校長很高興，總算可以把他們打發了。 只見這位女士轉向她丈夫說：“只要七百五十萬就可以建一座大樓？那我們為什麼不建一座大學來紀念我們的兒子？” 她的丈夫點頭同意。而哈佛的校長覺得很混淆和困惑。 就這樣，史丹佛先生夫人(Mr. and Mrs. LelandStanford)離開了哈佛，到了加州， 成立了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來紀念他們的兒子。
在從紐約到波士頓的火車上，我發現我隔壁座的老先生是位盲人。 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位盲人，因此我和盲人談起話來，一點困難也沒有， 我還弄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給他喝。當時正值洛杉磯種族暴動 的時期，我們的談話因此就談到了種族偏見的問題。 老先生告訴我，他是美國南方人，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他家的佣人是 黑人，他在南方時從未和黑人一起吃過飯，也從未和黑人上過學。 到了北方念書，他有次被同學指定辦一次野餐會，他居然在請帖上註明「我們保留絕任何人的權利」。 在南方，這句話就是「我們不歡迎黑人」的意思，當時舉班譁然，他還被系主任抓去罵了一頓。 他說有時碰到黑人店員，付錢的時候，總將錢放在櫃台上，讓黑人拿去，而不肯和他的手有任何接觸。 我笑著問他：「那你當然不會和黑人結婚了！」他大笑起來：「我不和他們來往，如何會和黑人結婚？說實話，我當時認為任何白人和黑人結婚都會使父母蒙辱。」 可是，他在波士頓唸研究所的時候，發生了車禍。雖然大難不死，可是眼睛完全失明，什麼也看不見了。他進入一家盲人重建院，在那裡學習如何用點字技巧，如何靠手杖走路等等。慢慢地也終於能夠獨立生活了。他說：「可是我最苦惱的是，我弄不清楚對方是不是黑人。」 我向我的心理輔導員談我的問題，他也儘量開導我，我非常信賴他，什麼都告訴他，將他看成自己的良師益友。 有一天，那位輔導員告訴我，他本人就是位黑人。從此以後，我的偏見就慢慢完全消失了，我看不出人是白人，還是黑人。對我來講，我只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至於膚色，對我已毫無意義了。 車子快到波士頓，老先生說：「我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偏見，多麼幸福的事！」 在月台上，老先生的太太已在等他，兩人親切地擁抱。我赫然發現他太太是一位滿頭銀髮的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