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仲夏，他隻身從香港到美國追求他人生的美夢，那時才二十歲。他在UCLA本來是念生化系，三年後畢業，他進入醫學院開始攻讀醫科課程。   1970年加拿大心臟協會設立了一個雙博士學位獎學金項目，目的是訓練一批醫學科學研究者，那年輕人當時在念醫學院第二年，在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獲得這個難得的獎學金。1976年，他同時獲得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接著他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從事臨床內科訓練，這年輕人叫許志偉。   命運好像對他特別慷慨，中學畢業離開香港九年之內，他起初的夢想全部實現。他有一個賢慧的妻子、兩個優秀的學位，三個可愛的孩子。1978年歲末，許志偉給自己的人生定了下一個目標∶賺大錢。他帶著妻子兒女離開多倫多重返洛杉磯。   他在長堤市租了個地，獨自開了家診所，妻子做看護。開業第一天，只來了一個病人。三年後，他的診所成為城裏最大的一家，有十幾個員工，五十個病床，還有兩個醫生當他的合夥人。他一面開診所，一面在從事沈溺藥物濫用的醫學科學研究。   北美州所能給予一個尋夢者的一切他似乎都得到了，他擁有的一切都是一流的∶一流的學問，一流的事業，一流的享受。可是，他依然覺得還有一個夢沒有得到，這就是權利和地位。於是，他再一次給自己定了下一個目標∶在北美醫學界爭取最高的權力和地位。   洛杉磯有家猶太人醫院，醫院有四百多個醫生，95%的醫生是猶太人，許志偉進入這家醫院之後，成了唯一的中國人，也是醫院裏最年輕的一個醫生。許志偉對自己說∶「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要當這個醫院的院長。」他夜以繼日的投入一場權利與能力的角逐，猶太人做得好的，他做得更好，猶太人做得壞的，他做得更壞。猶太人對他束手無策，給他取綽號∶「黃禍」。四年後，在他37歲那一年，他真的當了這家猶太人的院長。這是空前絕後的，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做過猶太人醫院的院長，也從來沒有一個人40歲以下就有如此的成就，他的確為此感到自豪。。   他在加州Torrance附近P.V.山上最好的區域Rolling Hill建立一幢八千尺的別墅，那裏倚山環海，林清木秀，別墅裡面網球場、遊泳池、小馬場，車庫豪華車子數之不盡，「奔馳」、「勞斯來斯」應有盡有。   許志偉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十四歲那年在夏令會上信主，二十歲以前他很愛神，他那時在教會裏很活躍，但到了北美後，他一心追求成功，追求物質的享受，於是他漸漸遠離神，當他越成功，他就越驕傲，就以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但神沒有放棄他，神要他看到誰才是生命的主人。   1987年10月1日，洛杉磯發生大地震。在同一年，許志偉他發現自己突然體重下降，身為醫生的他，他知道這不是好預兆，但他扮作鴕鳥，不當一回事。八月份他覺得身體出現腹脹，九月份摸到肝區有個很大的硬塊，他心想，這東西可能要我的命，必須認真處理，超音波掃描顯示了他的肝部有一個五寸大的腫瘤。他找醫院幾個專家給他一次詳細檢查，檢查報告確定那是肝癌，但為了萬無一失，他們給他開刀在肝上切一小片，先後把切片送到南加州三個醫療中心，經過十多位專家診斷，結論都是一致∶晚期肝癌。   聽到這個消息，許志偉和他一家人在短時間就陷入一個巨大恐懼中，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許志偉是醫生，十幾年來，一直在生死界出入，他自以為很明白死亡，但現在，死亡不但觸手可及，而且死神這一回就在他身邊。他心裡感到非常慌張，不停在告訴自己，怎麼可能？我還很年輕，我妻子也很年輕，我孩子這麼年幼，我怎可能放下他們呢？命運在跟我開玩笑？（下期再續）

David Chen是一位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父母來自中國福建，David出生不久，父母開始經營餐館事業，一星期工作七天，每天14小時，所以根本無暇照顧呱呱落地的他，因此把David送回中國的祖父母撫養；等David Chen五歲的時候，他父母再把他從中國帶回美國。沒想到父母如此安排卻造成David心理上很大的傷害。   根據David的回憶，與祖父母一起生活五年，突然間要與他們強迫分開，心裡已經難過到極點；與此同時，他在毫無選擇之下，被一群他並不熟悉的所謂「父母」強行帶走，心情的困惑可想而知。回美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每天都在哭，小學三年級，他甚至有自殺傾向。David承認，在成長過程中，他跟天生父母格格不入，無法與對方深談，無法講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有意封閉自己，不想跟他們有任何溝通，而父母卻認為他任性而不懂事。   David Chen屬於「衛星嬰孩」，這是指那些從小就來來回回，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孩子，而照顧他們的保姆卻是相隔十萬八千里。很遺憾的是，中國家庭出現「衛星嬰孩」的比例非常高，根據在美國王后區開辦嬰孩看顧負責人Lois Lee所說，她托兒所的嬰孩有百分六十都是衛星嬰孩。   Dr. Yvonne Bohr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約克大學的一位研究生，十年前她就專門研究類似David Chen那些從小與父母隔離的個案，根據她多年的研究，「衛星嬰孩」其實有非常嚴重的心理疾病。想想看，這些「衛星嬰孩」剛出生的時候，與天生父母正開始建立一個依附關係（attachment），但在毫無選擇下被迫送走，這種分離帶來他們內心許多不安和難過；時隔多年，孩子逐漸長大，與祖父母等已建立一個強烈依附關係，但卻又一次被迫分離，而第二次的分離帶來的傷痛往往比第一次分離來得嚴重。當父母的，看到孩子回到自己身邊，往往對他們有不切實際的期盼，期望孩子乖巧聽話，但他們卻無法了解孩子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孩子其實看父母與一個陌生人毫無分別，雙方只有父母兒女之名，但兩代之間根本沒有實質親子關係，說不定，他們常因被迫與祖父母隔離而歸罪親身父母。 根據過來人的經歷，當「衛星嬰孩」回到父母身邊，一方面內心存有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心中也感到迷茫，因此經常會亂發脾氣，並且出現情緒失控；也有一些「衛星嬰孩」，他們適得其反，變得非常乖巧，對父母千依百順，原因是他們不知道與父母關係可以維持多久。不管如何，「衛星嬰孩」日後得憂鬱症的可能性相當大。   今天移民美國的中國家庭好像把孩子送回中國撫養成了例行公事，他們也知道跟孩子分開非他們所願，但在美國生活，總要犧牲一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把孩子送回中國也是逼不得已的事情，算是犧牲一部分，孩子理應了解父母的難處，但父母這種作法通常得不償失。從父母角度來看，他們基本上失去五年怎樣學習當好父母的機會；時隔五年，雖然孩子回到父母身邊，但父母根本搞不清楚孩子的個性和脾氣，孩子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而且孩子也認不出來對方是自己的父母，兩者基本上完全脫節，談不上是父母兒女關係。 中美策會（Chinese 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是一個非盈利機構，這個策會提供各種服務，專門幫助「衛星嬰孩」盡快適應回到美國的生活，Lois Lee是目前這機構的負責人；她也承認，移民到美國的中國家庭，把孩子從中美兩國之間送出送入基本上已經成了中國移民的一種社區文化。Lois Lee曾經幫助一個16歲的女生，名字叫Pan，她以前也是屬於「衛星嬰孩」，現在她自願參加嬰孩看顧工作。她記得第一天從中國回到美國，她沒有流淚，但內心默默地哭，她不想惹麻煩，所以沒有告訴任何人，但第二天，她成了一個極度害羞的女孩子，什麼話都不說，有一整年，她跟父親沒有講過一句話。Pan說，她相信父母也嚇到，父母四年沒有見過她，都不知道跟她講什麼話，也不知道女兒內心想什麼。Lois Lee說她有太多類似Pan這種「衛星嬰孩」，他們有很多行為和個性上的問題。

他出身自破碎家庭，高中參加黑社會，高考一塌糊塗，求職遭人白眼，但他沒有放棄，寒窗苦讀，最終完成大學，甚至獲得碩士學位，今天成為了校長，後來獲選成為香港十大青年，他的名字叫呂宇俊。   呂宇俊三歲時，父親吸毒，不務正業，母親離婚遠走，把他留給祖父母照顧，一家人靠領綜援過活。在親戚中，他有十四個表弟妹，而他排行老大，可是一無所長。有的表弟擅長跑步，拿到很多獎牌，他卻弱不禁風；有的表弟長得帥氣，他卻是最矮小的；還有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他對學習卻敷衍了事。   呂宇俊從小缺乏關愛，將自己封閉在自我世界裏，不與人溝通，也欠缺安全感。中二時更在學校加入了黑社會。當時他只想尋求保護，為免被人欺負，結果他選擇欺負別人。因此逃學、打架是家常便飯，他做過最誇張的事情是勒收保護費，甚至還被抓到警察局去。   中四那年他選擇退學，做印刷學徒。本以為不用讀書、不用交功課是最開心的。但幾個月下來，他面對冰冷的機器和重複簡單的操作感到厭悶。他心想，難道一輩子都做這樣的工作？但他再問自己，我能夠做什麼？當經理，我不識字；做建築工人，又欠體力。   於是他重回學校，以為讀完中五便可以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高考放榜，他完全墊底，後來面試一份信差工作，廣告上只要求中二學歷，他以為沒問題。結果老闆看到他的成績單，毫不客氣地問：『你憑什麼？』那一刻給他很大打擊，才發現，原來自己什麼都不是。   於是他決定重新開始，在跌倒的地方爬起來，結果兩年苦讀，再次參加高考，這次他成功了。第一次會考，他連父親的英文Father都不會拼；第二次，英文科拿到中等成績，這對他來說，是非常大的進步。他順利考上大學，大學以一級榮譽學士畢業，繼而完成碩士課程。之後投身教育工作，任中學英文、通識科教師。閒暇時間又到學校、社團演講，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和經歷，感染更多的人，特別是鼓勵邊緣學生不要輕言放棄。二〇〇 六年，他撰寫《會考零分與神奇小子》，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同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談到成功，呂宇俊有一套自己的方程式：目標+堅持+方法。呂宇俊用這種方法逼自己進步。去年五月，他隨香港立法會議員前往台灣，採訪政界人物。行程中他表現安靜，這與他平日的開朗性格有很大差別，朋友覺得奇怪。「其實，我是不會講國語，這幾天，我只講了四句話『你好』、『謝謝』、『再見』、『辛苦啦』。」朋友鼓勵他學講，說：「你一定可以的。」   於是呂宇俊每天苦練兩個小時，又報名參加普通話(國語〕等級考試。更甚者，在他開口練習普通話三個月後，便自告奮勇在香港電台普通話台開設專欄節目，每週六在電台與學生一起討論香港通識教育。 從黑幫少年，到高考失敗；從一級榮譽畢業，到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呂宇俊從沒想過生命會如此精彩。今天，他是恩賢教育中心的校長、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講師及顧問，並正攻讀博士課程；此外，他創立了「關愛零分同盟」，關注高考失敗的邊緣學生。他在報章寫專欄，主持電視節目、普通話電台節目，出版逾十本著作，還成立出版社，幫助夢想出書的人達成心願。他的座右銘是：「沒有目的地的帆船，連風都幫不了忙。」如今，呂宇俊已找到人生目標，有了屬於自己的成功方程式。

許多年前，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開啟了正向心理學運動，他這樣說：「如果有一種藥可讓可以叫多活八、九年，每年多賺一萬五千美元，還能讓你比較不容易離婚？你要這種藥嗎？而快樂似乎就是這種藥。」因為這樣，今日大家都想趕上這股追求快樂的潮流，而快樂的確占據了報紙版面，促成書籍熱銷，鼓舞科學界從事相關研究，各類歡笑俱樂部和「快樂學」(Joyology)工作坊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   與此同時，許多人也在求問，世上怎是否存在一條讓所有人都快樂的途徑？另外一個問題是，到底快樂是天生，還是後天因素？   一項針對四千對雙胞胎所做的研究顯示，人的「快樂商數」大約百分之五十來自基因，但就算從家族遺傳到的是憂鬱而非快樂的基因，並不代表一個人注定要愁眉不展過日子。不要把希望寄託在諸如健康、財富、教育以及良好的容貌上，因為掌握這些有利條件的人只比缺乏這類優勢者多那麼一點點快樂。除非一個人極度貧困或生重病，否則生活環境帶來的快樂，只占大約百分之十，其餘百分之四十取決於個人如何尋找快樂。   這點正是最值得探討的部分。人總以為外在事物，好比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工作、樂透彩券中獎，能帶給我們歡樂，這些事物確實帶來快樂，但卻是短暫的，興奮之情會因時間過去而逐漸消失，心理學家Sonja Lyubomirsky著有The how of happiness: A scientific appraoch to getting life you want一書，書中她提到：「我自己研究快樂之道十八年，卻也不免落入和其他人一樣的心理陷阱，買到一輛期盼已久的混合動力新車的時候，興奮極了，但僅僅兩個月，開這輛車的感覺就成了家常便飯。快樂就像減肥，我們都曉得如何甩掉幾磅體重，重點是如何保持下去。」   Sonja Lyubomirsky和她的同僚在研究中發現：要享有持久的歡樂，關鍵在於超越短暫的喜悅，眼光放到Martin Seligman所說的「真正快樂的柱石」上，諸如：維繫親情、尋求工作熱誠，或實現自己熱切追求的目標，並從一些更高的理想層次發掘其中意義。   此外，「時機」和「劑量」也很重要。她發現：一天內做五件善事，能顯著增進幸福感,她強調：「要持續快樂，必須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付出，每天做一點，並持之以恆。」   下面是Sonja Lyubomirsky多年研究快樂心得的建議： 獨樂不如眾樂。人若整天坐在電視機前，倒不如多與他人接觸；即使是與陌生人接觸也能增添宰福感。正如一位心理學家所説:：「與他人在戲院裏一起開懷大笑，會比一個人在家裡看電影更痛快。」 經常感恩。列出一張感謝名單，這事實證明很管用。專家説，就增添快樂商數而言，計算個人所得過的恩典可能最有效。 累積好事。想想在白天所遇到的每一件好事，然後像珠子一檬把它們串起來，並且看著珠子越串越多，這個簡單的動作會讓你留意最微不足道的好事，比方説:在十字路口前，旁邊車輛的駕駛人揮手讓路，在電子郵箱中找到朋友的來信等。 找機會開懷大笑。Martin Selgimen這樣說，「幽默就像撒在肉上的鹽，能帶出美味。」所以以微笑面對人生的荒繆情況，在雜誌上看到好的笑話不妨開懷大笑。 樂觀面對。無論何時，盡可能看事情好的一面，你可能覺得自己現在面對逆境，那麼不妨停下來，心平氣和地評估，你會發現事情並非世界末日。 做好事。任何善行，無論再怎麼小，帶給施惠者的快樂不下於受惠者，例如，親筆寫一封信給曾幫肋過你的人，吿訴對方那件事對你的意義有多重大，保證讓對方開心不已。

不少人看過賣座電影《沉默的羔羊》，對那殺人主角Dr. Hannibal Lecter還記憶尤新。也許你認為一生也不會碰到類似這種心理變態的惡魔，但如果你看過心理學家Robert D. Hare所寫一書Without Conscience : The Disturbing World of the Psychopaths Among Us，可能你會改變對心理變態者有另一種看法，根據Robert Hare多年的研究，這種性格乖違的「人魔」，不只是小説裏的虛構人物，事實上，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你的約會對象，甚至是你自己。   Robert Hare現年七十多歲，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榮譽教授，畢生研究的正是心理病態行為，前面所提到他所寫的Without Conscience一書，算是最早把將此議題介紹給普羅大眾的書籍。概括而言，心理病態者的特性是冷酷、狂妄、無情，視他人為用完即丟的物品。   Robert Hare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設計出一種測驗，於一九九一年出版，現已成為全球辨識心理病態傾向的寶典，名為「哈爾心理病態人格檢索表修訂版」(PCL-R)，這項診斷工具以二十種透露端倪的特徵作為量測基準，包括病態性說謊、僅止於表面的親和力、自大傲慢的心態、擅長操控他人等，滿分是四十分；一般人的得分不到五分，三十分以上便是貨真價實的「人魔」。根據Robert Hare所說，電視節目常把心理病態者描繪為連續殺人狂，事實上他們大多數不會殺人，他們就在你我左右，表面上看起來與常人無異，他們除了有嚴重的心理病態特徵外，在現實社會中通常有相當的成就；儘管其成就往往以犠牲他人為代價，但未必是不法行為。   估計北美洲有二百萬這類的人，他們喜歡富有權勢的職務，部分人士投身法務、軍旅、政界、醫界、甚至宗教團體，但以企業界為數最多。Robert Hare說：「企業界簡直就是他們成長的溫床。」多年前他與心理學家Paul Babiak以此現象為題材，合作出版«穿著西裝的蛇»（Snakes in Suits: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一書。二〇一〇年底，兩人再度合作，把測驗二百零三位企業界專業人士所得的結果做成研究報告，發現幾乎每二十五個人當中，就有一位符合「重度心理病態」的標準。   Ms Smith就碰過這樣一個老闆，這上司進入她公司填補經理的職缺，新宫上任三把火，立即大肆改革，不僅芝麻綠豆大的事都要管，還把部屬隔離，不許交談，更嚴禁公司訓備組間以電子郵件溝通。沒多久Ms Smith就成為他修理的目標。她形容這上司殘酷無情，冷嘲熱諷，不留情面地駁斥她的每一項決定，每每使她在座位上哭泣。她曾經這樣說：「在我見過的人當中，唯有他能看着別人啜泣的面容卻無動於衷。他看着我時，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她表現得越沮喪，他的攻擊就越厲害。Ms Smith描述自己在這位剋星進公司之前，是個果斷、積極的人。她說：「我本來工作得很開心，但辭職時，已經對自己的價值產生懷疑，開始借酒澆愁。我的自信心被他磨得蕩然無存。」   Ms Smith的前上司就是心理病態者。   一般的心理病態者是模擬高手，善於理解別人的情緒，但無法感同身受。他們以正常人的面目出現，藉偽裝在職場恣意橫行，也在生活環境中大肆破壞，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心理病態者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行為對別人有何影響。他們漠視家人或欺騙伴侶都只是出於好玩，他們不會因別人可能受到傷害而歇手。   Robert  Hare認為，暴力罪行大都是出於一時’衝動，而罪犯者會受到實質虐待或怒火的刺激而開殺戒；但心理病態者不然。換句話說，因醋勁大發殺死妻子的鄰居，大多不是心理病態，但以親切態度和如篁之舌引誘你與親友加入有暴利可圖的投資計畫，藉此詐騙鉅款的人，則八九不離十。說實在，心理病態的真面目其實很難發現，連Robert Hare自己也多次受騙。常人要過了好久才了解自己面對的是怎樣的人，他們可能能力超羣，手段圓滑，而且反應敏捷，表面上看起來和藹可親，另一方面卻不帶情緒。正因為他們外相與常人無異，這容易使人卸下疑慮，等到發現時則已太晚，和這種人相談甚歡，但不久就發現在其面具背後，他們內心深處有非常陰暗的一面。   什麼因素造成心理病態？不快樂的童年，還是基因異常？兩者兼具，是先天和後天的結合，這涉及整個後生遺傳學的領域，也許某個基因促使他做某件事情，但這個基因是否啟動，取決於生活中的多種因素。啟動這個基因的因素不一而足：創傷事故、遭受暴力、高壓管教的父母等都是。不過，Robert Hare提醒我們，有些心理病態是複雜的環境所造成，有些則來自家庭的縱容。但無論原因為何，心理病態的傾向似乎從小就可以看出來。美國研究人員在孩童身上發現了所謂「感情麻木特徵」的危險訊號，而最小的案例才三歲。這些小孩長大後，到底會成為掌握權柄的企業總裁、口才便給的詐騙高手，或是殺人不眨眼的罪犯，誰都無法預測。   前面提到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