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週提到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教授Edward Tronick與他的團隊的實驗，認為保姆與嬰孩的互動情況能夠直接影響嬰孩的身心靈，這個實驗其實也印證多年前一個類似的研究報告，它是記載在讀者文摘2010年七月號，文章題目是」解開青少年暴力之謎」。 紐西蘭有一項突破性的研究，追蹤一組一九七二年新生兒的成長歷程，直到一九九三年他們滿二十一歲為止。護士們藉由研究他們三歲時的依附品質，可以指出哪些孩童比較容易發展出行為與精神上的問題。等到他們二十一歲時，這類高危險群孩童的犯罪率已經高出一般人的一倍以上，出現反社會人格的機率也高達三倍，表現出焦躁、好勇鬥狠、不顧他人的行為特徵。 怎樣評定保姆與嬰孩依附品質的好壞？從荷蘭保健當局一個研究小組的視頻就能夠看出端倪。研究人員到荷蘭的一棟公寓，在雜亂的客廳裏，一位母親正在逗弄自己一歲的兒子。孩子玩著玩著，但這位慢慢媽媽覺得很煩，於是把兒子留在地板上玩玩具，自己做起家事來。小孩之後啜泣起來，但她沒注意到；很快地，孩子開始嚎啕大哭，她先是不予理會，後來厲聲要兒子不准哭。最後，小孩仍哭鬧不休，媽媽只好把他抱起來安慰一番。研究人員把母子互動的情況錄了下來；在長達九十分鐘裏，可以看到母親多半心事重重，脾氣暴躁，不理小孩，小孩則是越來越焦慮不安，只有在媽媽跟他說話和餵他時才安靜下來。根據心理學家的診斷，這母親和兒子之間的依附品質是屬於「非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很不幸的是，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在現今的家庭當中。 而根據研究，孩子在三歲前是否存有心理學家所稱的「安全依附」，會為他們日後的人際關係和行為奠定基礎模式。光明的一面是自尊與自信的社交互動，而黑暗的一面則是焦躁、憂慮，以及反社會行為。 由於近期科學發達，學者能夠透過神經生物學家的掃描儀器，可以發現，被忽視或受虐兒童的腦部，與受到關愛、和有安全感的兒童不同。根據專家的發現，人的大腦在出生時，大多尚未發育完全，兩歲或三歲前經歷一段快速而密集的「雕塑」期。這段期間，幼兒與母親的關係會決定控制身體基本功能與情緒的「基礎系統」，也會影響負責思考的前腦。而嬰幼兒越是經常感到恐懼與不安，腦部功能的損傷就越大。持續不斷的恐懼會引發，「戰或逃」（fight or flight）的壓力化學物質，讓小孩的身心一直處於警戒狀態。這些化學物質有如腦部的酸性物質，摧毀社交與記憶的途徑。因此這些孩子沒有一刻感到安全，常發噩夢，無法放鬆或集中注意力，經常處於苦惱狀態。於是他們開始到處找麻煩，想辦法好勇鬥狠，假如不能如願，便會主動製造暴力事件。 其實，Edward Tronick的研究再一次肯定了母親在嬰孩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上一篇文章所提到，現今社會過於著重生活享受，大部份母親寧願在外面賺錢，也不肯留下來作看顧孩子的工作，把養育孩子的重要事務假手於人，這無形中把孩子的未來身心靈作一個很大的賭注。當看到兒童自闭症的個案不斷飄升，青少年行為越來越暴力，這應該給現代母親一個很大的警惕，所以教育學者一致認為，除非逼不得已，母親留在家裡作嬰孩看顧是孩子莫大的福分，萬一逼不得已，至少在孩子六歲以前，母親應該儘量留在家裡給孩子一個溫暖的童年。 至於那些童年缺乏「安全依附」的孩子，父母如何能夠幫助他們？研究指出，腦部掃描技術顯示，儘管大腦的『先天迴路』有暴力與成癮傾向，大腦仍然可以修正，父母需要為這些腦部受過創傷的孩子，重新為他們建立一個安全的家，讓他們有機會感受「有父母的感覺」，藉著周圍的人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愛、支持，成為他們新的「依附對象」，這些孩子在協助之下糾正自己的行為，練習放鬆技巧，學習正確的應對模式，藉著參與多元活動，累積的能量得到釋放，並且可以繼續在學校接受教育或專業訓練。

  多年前參加一個講座，一個講員講到，在一個與保姆之間缺乏良好互動環境中長大的人，他們是屬於「天生不喜樂」的一群，這講員繼續說，「開心果」或「苦瓜臉」並非天生的，乃是被早期成長環境所塑造和培養出來的。如果一個人經常笑容滿面，讓人感到可藹可親，那麼他要多謝一個人，就是那個親手把他帶大的保姆，不管這個保姆是他母親、奶奶、外婆，這不緊要，最重要的是，在他嬰孩時期，這保姆必須經常逗他，跟有說有笑，並且與他有正面的互動，換句話說，保姆的感染力量幫助他成為日後的開心果；同樣的，如果保姆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經常鬧情緒，喜樂無常，那麼被她養育的孩子，日後容易成為一個苦瓜臉，甚至是一個心理缺乏健全的人。聽到講員這個「偉論」，我當時一點半信半疑，但不久前，當我看到一位心理學家的一個很簡單的實驗，我就深信不疑。 這位心理學家是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一位教授，名叫Edward Tronick，他與他的團隊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實驗。首先在實驗中，母親和她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有非常良好的互動，嬰孩笑得很開心，母親不停逗著那笑呵呵的嬰孩；跟著下來，母親從實驗人員得到指示，暫時停止跟嬰孩作出任何互動，不管嬰孩作任何想討母親歡笑的動作和行為，母親一概置諸不理，沒笑容，沒表情，沒反應。當然，Edward Tronick與他團隊在這個實驗中的目的並非要傷害嬰孩，乃是想知道，當嬰孩得不到母親正面回應的時候，到底嬰孩會有何反應？實驗證明，當嬰孩突然發現母親臉上沒有半點笑容，面無表情，剛開始的時候，嬰孩還會嘗試用各種方式挽回母親的歡笑，但當發現各種努力無濟於事，無法得到母親任何正面回應，如此循環多次重複，嬰孩感到徒勞無功，最終他們臉上笑容失去了，本來喜樂的心情轉化成失望，臉上露出焦慮、沮喪、不安的表情，人也變得很暴躁，不但坐立不安，而且開始大喊尖叫，並且出現顿足捶胸的行為。嬰孩這種毛躁行為一直持續，直等到母親得到實驗人員下一個指示，以燦爛笑容作回應，再一次逗著嬰孩，跟他有說有笑；當母親跟嬰孩重新再有正面接觸，在很短的時間，嬰孩焦慮和沮喪的心情一掃而空，大喊大叫的毛躁行為也沒有了，他們再次回到原先那快樂的表情，臉上恢復那燦爛的笑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zXGEbZht0 自閉症是美國最近幾十年成長最快的身心障礙病症，雖然醫學上仍然無法指出造成自閉症主要原因，但不少學者認為後天因素多於先天因素，並且認為嬰孩與保姆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個重要因素。幾十年前，沒人聽過印傭、菲傭、或托兒所，但最近幾年，因著社會架構的改變，許多母親加入社會工作行列，養育孩子的工作因而假手於人，有辛碰到一個盡責的保姆，極其量不讓孩子餓肚子，按時候餵奶更換尿片；但一般來說，外聘的傭人往往只把看顧孩子當作一份差事，他們跟嬰孩之間少有情感的流露，如果加上語言障礙，更無法期盼他們與嬰孩有何正面的互動，假如不幸遇上一個心理不夠健全的保姆，經常被不愉快事所困擾，臉上絕少露出一絲笑容，那麼從Edward Tronick的實驗所看到，保姆負面情緒很自然帶給嬰孩極度負面的影響。明白這一點，我們就能夠了解，爲什麽孤兒院長大的孩子比較出現自閉的情況，孤兒院保姆人手有限，無法跟嬰孩有良好的互動，成長過程中缺乏足夠的關愛。 Edward Tronick的實驗很值得剛為人母的認真思考，一般母親比較忽略她們在嬰孩心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她們每天跟孩子的接觸和她們臉上的表情都深深影響嬰孩的身心靈。母親了解自己在嬰孩心靈和心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量，就必須認真處理她們個人的情緒和她們與嬰孩之間的互動。

  每個人心中多少都有個崇拜的偶像，如果你問一個指揮家，日後想成為哪一位大師，十個有九個會說：Carlos Kleiber，到底他是誰？Carlos Kleiber被認為是二戰後世界最優秀的指揮家。有人曾經這樣比喻，如果Carlos Kleiber出現在一個演奏會，當天的指揮家會立刻恭敬讓座，然後把指揮棒交給他，可見Carlos在世界指揮家心中的地位何等崇高。 Carlos Kleiber 1930年7月3日出生在德國柏林，二戰開始後流亡阿根廷，少年時代他學習了鋼琴、作曲、唱歌，大學學的是化學，20歲的時候忽然決定學習指揮，第二年就舉行了自己的首場演出。Kleiber長得像好萊塢明星一樣帥：英俊、高大、指揮姿態幾近完美。他會說流利的德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斯洛文尼亞語，盡管他非常喜歡音樂並且顯示了很高的才華，被公認是一位天才指揮家，卻他自己卻從不認為是這樣，他曾經很坦然說想過放棄指揮的工作，因為他覺得自己不夠資格，與其說他謙卑，不如說是自卑。 儘管Carlos在音樂界享富盛名，但他的特殊個性也是音樂界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他從不長期固定執掌某個樂團，也不擔任藝術總監或首席指揮，總是以客席指揮的身份，閑雲野鶴般揮棒。他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習慣，某天如果心情不佳，他會臨時取消一場早已安排好的音樂會，想當然，他這種怪異的作法會讓籌備單位暴跳如雷，而早已買票的聽眾更是感到氣炸，但不管是主辦單位或聽眾對他只有百般遷就，唯有等他下次心情恢復，才有機會再次欣賞他瀟灑指揮動作，和那行雲流水般的手勢。 Carlos不接受媒體采訪，不喜歡拋頭露面，經常隱居在他妻子的故鄉斯洛文尼亞，盡管這時候他的指揮藝術已爐火純青，邀請他的名團也接連不斷，但他似乎都不動心，認識他的人曾經這樣說，Carlos只有需要用錢時，才會登臺指揮。 爲什麽Carlos有這樣自相矛盾的心理問題？這就要拜他父親的所賜。說到Carlos，必須提到他的父親Erich Klieber（1890—1956）。老Klieber生前與許多顯赫一時的指揮家齊名，這包括Wilhelm Furtwängler和Arturo Toscanini，而當十八歲的Carlos對父親說，他也想當指揮時，他老父對他不屑一顧。到底是這父親認為他兒子不夠資格，還是他認為世界有一個Klieber就足夠？這就不得而知。老Klieber為了打消兒子當指揮家的念頭，他幹脆把兒子送到蘇黎世去學習生物，但一年後兒子回來時，他還是講同樣的話：想當指揮。這老爸看兒子如此執著，只好同意，但他總是對兒子潑冷水，無論在公開場合或私底下評他一文不值。儘管ErichKlieber臨終時終於承認兒子在指揮上很有天賦，但他過去對兒子所講的話已經成了咒詛，造成兒子心理上不能磨滅的傷害。 Carlos一生未曾得到他父親的肯定，因此一生都活在他父親的陰影中，而一生都無法超越這種自卑情結，他既極度自信，但又極度自卑；Carlos竭力模仿父親，盲目崇拜他，只要是父親指揮過的作品，就自覺不如今，甚至為此而放棄已經準備的演出。其實，從內行人來看，他與父親在指揮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但當人們告訴他，他指揮的技巧其實早已超過其父親，但他總是不信。正是因為這樣，Carlos一生的指揮曲目量少。他指揮，不是為了功名，而是能否從中獲取快樂，可惜不快樂時間比快樂多。因此，他不喜歡拋頭露面，不喜歡與媒體打交道，不喜歡喧囂與熱鬧，不喜歡與達官貴人交往。 猶太人的傳統非常看中來自父親的祝福，以色列祖宗雅各在父親以撒臨終以前，想盡辦法騙取本來給哥哥以掃的祝福，也許他所採取的方式不值得我們效法，也不被神認同，但他謀求要得到父親祝福的心志卻是值得我們欽佩。Carlos Klieber如果能夠得到來自父親對他的祝福，在音樂上給他足夠的肯定，讓他在心靈和心理上能夠得到滿足，相信他在音樂上還可以更上一層樓。

  心理學家Sandra Murray在她的研究中，盼望能夠找出婚姻成功的秘訣，於是設計了一個這樣的實驗，被稱為 positive illusion (正面幻覺)或 benefit finder (正面欣賞者)。實驗首先從參與夫婦開始，夫妻彼此評估對方的優點和值得欣賞的地方；之後，再請這對夫婦的朋友對先生和太太作個別的評估，重點也是兩人的優點和長處。最後，研究小組把兩份評估作比較。很自然，這會出現三個不同結果。第一種情況，夫妻之間評估的結果與朋友的評估相差無幾，研究顯示，這些夫妻的關係只是一般；第二種情況，夫妻之間的評估遠勝於朋友的評估，研究指出，這些夫婦關係就非常密切，兩人關係良好，婚姻也很美滿；第三種情況，夫妻之間的評估遠低於朋友的評估，很遺憾，這些夫妻通常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個實驗帶出一個重要信息，就是配偶之間要學習互相欣賞，多看對方正面的地方，這就是所謂「正面評估」，這個名詞其實類似一般所提到的預言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保羅在他的書信這樣勉勵信徒，「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以弗所書4:29），這句話用在可以應用在信徒之間，更可以用在夫妻關係上。每個人都有優缺點，爲了提升婚姻關係的質素，夫妻雙方必須學會正面欣賞，彼此多用正面角度互相感激，並且努力發掘對方的優點。婚姻學者指出，夫妻生活過久，容易對周圍事物習以為常，常把對方好處和優點看作理所當然，甚至有時候，明明是優點也會當作是缺點，譬如說，在別人眼中，丈夫非常自律，但太太可能認為先生固執處事缺乏彈性；同樣的，太太喜歡乾淨，經常清理屋子，但先生可能批評妻子有潔癖，甚至埋怨她是完美主義者。所以看到，本來是優點，但當被配偶看作是缺點的時候，婚姻就可能亮出紅燈。還有一點，夫妻之間容易把配偶日常所作事看成例行公事，譬如妻子覺得先生賺錢養家是天公地道，丈夫認為照顧孩子弄三頓飯是妻子應有的責任，一旦夫妻看對方所作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任何小衝突都可以成為婚姻破裂的催化劑。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心理學專家Daniel Simons與同事在1999年進行一項實驗，讓參與者觀看一段打籃球視頻，視頻中有穿黑白球衣的兩隊球員，每隊三人。研究小組要求參與者在觀看過程中，嘗試數出三名穿白衣者的傳球次數。在視頻中有一件很顯著的事情出現，就是當黑白衣服兩隊在傳球時，一個穿黑色毛茸茸外套、打扮成大猩猩模樣的人走進他們中間，牠面對鏡頭捶打胸膛大約有9秒的時間，之後就退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G698U2Mvo 視頻播完後，當問到參與者是否看到大猩猩的出現？結果一半回答說沒看見。 在這個「看不見大猩猩」的實驗，研究人員得出結論是，當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事情上時，他們會對其他事物視而不見，儘管這些事看來相當耀眼。 講到夫妻關係，情況也是一樣，當夫妻不再彼此欣賞，把優點看作是缺點，或夫妻把注意力集中對方缺點的時候，很自然對配偶其他好處也視若無睹，甚至認為對方簡直一無是處。當夫妻落入彼此不再欣賞的光景，不必什麼婚姻專家都能夠預測，這種婚姻可以說已經壽終正寢。

  人的腦部有千億個神經細胞，而每一個細胞有無數個隆起，這些隆起物與細胞本身構成了神經元(neuron)，而這些神經元會向四方八面伸展觸角與其他神經元接觸，這些連接形成了所謂神經元通道(neural pathways)，而人的學習能力甚至性格卻與這些神經元通道有莫大關係，神經元通道其中一個特點是具有可塑性plasticity，表示它是可以改變的，只要人還活著，腦袋的神經元仍可以不斷出現，它會繼續生長。但神經元的變化並非一成不變或自動自發，若經常使用它，它會變得活躍，常時間不使用，就會式微，這類似人體肌肉一樣。通常一條新的神經元通道剛形成，開始很淺薄，但因它具有可塑性，所以會不斷成長擴大，而成長快慢在乎是否經常被使用。舉例來說，一個人學了一個外語新名詞（以英文字man為例），他大腦就出現與man有關的神經元和神經元通道，如果他只聽這名詞一次，這神经通道淺薄，很快就消失，不久就忘記man這個生字；倘若他不斷重複聽到這名詞，並且經常使用，這神經通道變得越来越寬大，不再是一條小溪水，甚至變成一條河流，man這個英文名詞就能久存在腦海裡面。   神經通道還有一種特性，它們跟河流的情況類似，有自我增強的能力，所以想要記住一樣東西，最好的方法把它與其他東西產生聯繫，譬如說，學會man這個英文生字，然後再學woman這個英文字，那麼前面man這個字就容易記住，因為woman這個字與已有的神經通道連接，那已建成的神經通道就變得更活躍，它的河道變得更寬。   瞭解神經通道這個特性，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習慣的形成，當人不斷重複某種動作，這就成了習慣，那變成一種自然反應。以打乒乓球作例子，初學者反反復複用同一個動作擊球，開始他還需要記住每一個當作，但經過幾百次同樣揮動，神經元通道變得又寬又深，只要看到有球飛過來，大腦已經告訴他如何揮拍打回去，因為打乒乓球的神經元通道基礎深厚。因此無論是人的習慣或思維，一旦特定的神經元通道已經形成，河流變得寬大且深，甚至成了溝槽，那麼所有動作行為就成了自動化。好處是，習慣成自然，壞處是，要改變這一條溝槽就非常不容易。同樣以打乒乓球作例子，剛開始沒有良師指點，擊球動作錯誤，而且已成習慣，溝槽又寬又深，要改正錯誤動作就額外花力氣。改正擊球動作還不是天大事情，要改變思想模式才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瞭解，爲什麽要改變人一些習慣、行為、或個性是多麼困難，因為一旦神經元通道形成，並且成為像一條運河那麼寬那麼深，要改變這條通道就不是那麼簡單。思想消極的人，他們看事情總是灰色，腦袋的負面神經元通道來來去去幾十年，任何好事發生也很快被引進那條消極的「巴拿馬運河」。   怎樣改變這種消極思想？感謝神，因為神經元和神經元通道是具有可塑性，只要按部就班對腦袋作密集訓練，神經元通道可以改道的。使徒保羅在他的書信如此吩咐信徒：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四：8,9)   以前可能不知道這句話有特別之處，但當瞭解腦袋神經元通道的可塑性，那麼保羅這句話就非常有實質價值，怎樣改進一個人的負面神經通道？就是按照保羅所說的，腦筋整天思想那些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事情，意思是強迫自己創造一條全新的神經元通道，以正面、積極、樂觀、美好思想形成一條嶄新的「寬河大道」，不停思念喜樂、積極、樂觀、感恩的事，這成了善性循環，通道越來越寬闊且深，久而久之，它自然會取代過去那條灰色悲觀消極的通道。